日期：1961-8-18 作者：李富春
李富春“我认为，三年多来，大体上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在此阶段，我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提出了充分走群众路线的方法，工农业生产都实现了大跃进，组织了人民公社。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在农业方面主要是打乱了生产关系，破坏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产生了‘五风’；在工业方面主要是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生产任务过重，综合平衡很差。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在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二直到庐山会议期间，再三提出要冷热结合、实事求是；并针对农业中所发生的严重问题，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方针政策。对工业计划指标，要求进行落实，不要勉强做那些不可能做到的事。这就使这一时期的缺点和错误开始逐步得到纠正。
“第二个阶段是在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反修正主义中，我们的头脑又热起来了。在工农业上，进行了几个‘大办’，在商业上搞‘大购大销’。没有想到这些‘大办’、‘大购大销’又带来更大的‘五风’。再加上两年大面积的灾荒，使农业生产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在工业方面，因为对生产情况不摸底，在一九六〇年又定了一个‘以钢为纲’的一千八百四十万吨钢的高指标，并提出‘开门红’、‘满堂红’、第二本账，基本建设战线拉得更长（一九六〇年基本建设投资完成三百八十四亿元，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大得多）。下半年，为着争一口气，在财力和物力严重不足的，隋况下，仍然集中力量保钢。因此，各方面绷得很紧，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加重了国民经济的不平衡。看来，我们工作中的偏差，主要是发生在这个时期。
“第三个阶段是从去年北戴河会议到现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首先抓了农村，各级党委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摸清了情况，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特别是‘十二条’、‘六十条’的贯彻执行，农村形势已经开始好转。这就使我们更深刻地体会了工农业的关系和以农业为基础的重大意义。在工业方面，去年北戴河会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是正确的。在开始进行调整时，由于对情况还不摸底，又没有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没有从整个工业相互联系出发，还想在重工业生产已经达到的水平上来进行调整，而没有认识到必须后退一步才能调整。因此，‘八字’方针并未具体化，一九六一年初仍然定了一个‘以钢为纲’的过高指标。实际情况是非退不可，但又不甘心退，弄得东凑西补，一再努力而生产仍然上不去。这个时期，粮食、副食品和其它消费品供应困难的情况更突出了。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的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所走的道路是，年初高、年中调整、年末保重点挤其它。现在才开始认识这些问题，认识到退够才能调整，认识到工业不能孤立安排，认识到整个工业不后退、不退够、不松动一个时期就不能调整。这些认识，是经过了一个过程而逐步明确的。看来，这些问题也不可能用突击的办法，要求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我们把调整工作耽误了，主要原因是对国民经济的真实情况缺乏调查研究和深入了解，对实际情况估计不对头，工作方法上有主观片面性，对党的方针政策体会得不深不透。比如对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和科学精神相结合，对冷热结合，对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对政治挂帅和物质鼓励相结合，对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线，对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等等的辩证关系，在实际行动中都理解和执行得很片面。在工作中没有认识地把各方面的需要和可能进行全面安排、综合平衡，也没有留有余地。在这里，国家计委特别是我，应负主要责任。现在农村形势已经开始好转，对工业方面的问题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是进行国民经济全面调整的有利条件，不能再耽搁了。”
来源：《李富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567-5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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